在當前社會背景下，傳銷活動在中國死灰復燃，雖經多次打擊，屢禁不止

　　他們面對的是一個狂熱而扭曲的世界。這個約有一千萬人的傳銷江湖里充斥著謊言、瞞騙和循循善誘式的“洗腦”，而反傳銷行動，猶如一場望不到頭的斗爭；他們也都曾參與過傳銷，多數吃過傳銷的虧，這反而堅定了他們從事反傳銷的決心；在第三波傳銷浪潮沖擊中國的當下，他們是孤獨的民間行動者，榮譽感帶來的動力和責任感支撐著他們，盡管壓力和威脅無處不在。

　　3月16日下午，當廣西人梁榮洲匆匆離開珠海趕往廣州時，其叔父梁泉以為真的如他所說是“在廣州某電子廠當工人的女網友要把他介紹到廠里做倉管員”。盡管有些疑慮，但他還是鼓勵侄兒去嘗試。

　　但梁榮洲從此便杳無音訊。兩周后，當有人用他的手機發來短信要求匯款“入伙”時，梁泉及他的家人才意識到，梁榮洲陷入了“傳銷魔窟”。

　　幾乎是同時，3月11日，媒體報道有多人投訴香港“亮碧思”公司在珠三角地區涉嫌詐騙，而這個擺著“直銷”面孔不斷“邀請人投資考察”的公司其實是一個傳銷組織。“亮碧思”通過從內地拉人入伙的手法大肆圈錢，未經證實的數據表明，至少有3萬多名廣東人上當受騙，涉及金額達數十億元。

　　非法傳銷一直陰魂不散。這個20年前出現在中國內地的“舶來品”，以各種手段構建成一個龐大而又非法的行業，吸引數以百萬計的人去“分享財富”。網上流傳的一份反傳銷地圖顯示，目前中國只有西藏自治區沒有傳銷組織在活動。

　　“從2009年開始到今年第一季度，不論是媒體的公開報道還是根據我們掌握的相關信息，都已顯示第三波傳銷浪潮開始席卷中國，并且有的正向黑社會的綁架勒索演變。”梁泉說。

　　他開始了營救侄兒梁榮洲的嘗試和努力。但梁泉不知道的是，與他并肩戰斗的還有一群職業反傳銷人，正憑著經驗和努力，與龐大的傳銷勢力相抗。

　　欲抽身時已晚

　　職業反傳銷人葉飄零的七年，前半段以傳銷組織的“大A”這一身份存在。

　　“大A”即是在傳銷網絡中做到最頂級的“網頭”，這領域有個著名的五級三階制—五個級別、三個晉升階段。五級從低到高用英文字母E、D、C、B、A代替，一般做到A級的就是辦理申購發放產品的人。

　　2003年，還在讀大學的葉飄零被一個遠方親戚騙到東北從事傳銷，初入組織不久的他，對一個場面記憶深刻：那是他由C級升到B級后第一次下去激勵團隊，“穿金戴銀”，下線們見到他的樣子都很激動，臉上散發著狂熱的光芒。

　　“下面的人都把你當成偶像，這種歡送場景是最激奮人心的，多少人因為這個場景而深信不疑。”葉飄零說，這是傳銷組織的常用手段，而事實上，這個“繁榮富強”的表象都是裝出來的—想要賺回自己的本錢，還得至少在A級別上做三個月。

　　由于頭腦和悟性都不錯，不到兩年時間，葉飄零就做到了很多人夢寐以求的A級，獨立操作團隊。

　　普通意義上的“傳銷”是一種透過人傳人的方式來達到銷售的市場策略，這在幅員廣闊而人口密度低的地方如北美及大洋洲盛行。公司一般以會員制的方式，通過推介新用戶成為會員，以發展人員的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報酬。而在中國內地，傳銷一詞卻等同于經濟犯罪行為。因多以非法或地下的方式，又因其組織發展速度類似老鼠的快速繁殖，被形象地稱作“老鼠會”。1998年4月21日，國務院發布《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稱之為“變相傳銷”即層壓式推銷，隨后對整個傳銷業進行封殺。

　　改變傳銷組織“地下老鼠開會”面貌的，恰恰是葉飄零和其他幾個A級老總。“2003年底，東北三省的打擊力度加大，我們被迫遷網到山東。當初的山東是一片凈土，我和另外6個A級老總，開始運作新式傳銷。”葉飄零回憶，“最絕的一招就是把產品去掉，改成純拉人頭模式。”

　　早期傳銷加入者都有一套產品，而在2004年以后，產品就成了一個幌子，葉飄零參與制定的第二代模式讓傳銷組織更加“枝繁葉茂”。在這個以瞞騙和“洗腦”為主的江湖里，葉飄零的旗下網絡最多時達到4萬人。

　　“每個大A身后奠基的數百乃至數千人，基本上是自己家族的人或是親朋好友。”葉飄零說。

　　幾年的傳銷生涯并沒有為葉飄零帶來什么，盡管花錢闊綽，但他惶惶不可終日—既因為騙了親友的錢，又因為要逃避公安和工商局的打擊。“每天游走在不同城市，夜出早歸，一聽到風吹草動便轉移城市。每次收到下線上交的‘入會費’時，竊喜過后，一個人就躲在賓館里偷偷哭泣，徹夜難眠。”然而煎熬過后，每次的“上線分享會”他依然衣著光鮮，說著謊言激勵那些向往“成功”的人。

　　作為一種最典型不過的傳銷詐騙伎倆，曾有一位外國學者推算了一下五級三階制之后哈哈大笑道：“中國人真的太愚蠢了，如果五級三階制能讓人成功，那要飯的都不干了。”這位學者推算出“五三”組織的成功幾率在0.078到0.0917之間，也就是說，理論上能賺到錢的幾率不到兩萬分之一。

　　“實際操作中更難，兩萬人之中才能產生一個A級。”作為曾經的“大A”，葉飄零說，只有做到高級別之上，才能發現那些下線“暴富夢想”是如何地不堪一擊，但到那時抽身已晚。

　　“全村、全鎮的人都被我騙去做傳銷了。父親為了躲避鄉親們的責罵，只有與母親離婚，遠走外鄉。由于不愿意離開老屋，母親一人在老家承受著鄉親們的指責和辱罵，這些都是我這個兒子欠下的債。”葉飄零曾在一份自述中寫下這些話。他的兩個姐姐也因被他騙去傳銷導致離婚，女友也離他遠去。

　　2005年8月10日國務院第101次常務會議通過《禁止傳銷條例》，直接造成葉飄零的組織人心潰散，很多人都拉體系單干。不想再欺騙親屬的葉飄零拿出大部分所得分給下線，讓他們自行解散，從此不再沾手傳銷，因為“已經在里面看見太多痛苦”。

　　王亞也屬于“抽身已晚”的那類，他曾經為了讓父親留在傳銷組織與自己一起“致富”，而在飯館當眾下跪。

　　“那會兒想到可以整個家族都接一個單子，到時出局了拿一個億，情緒就控制不住了。”王亞說，“出局”是傳銷行業的專有名詞—當你賺夠一筆錢后，就得主動退出，把機會讓給后來人。這其實是個引人入伙的幌子，幾乎每一個傳銷組織都有幾個傳說中拿了幾億便“出局”的人物。

　　王亞也在那一跪之后與父親徹底產生隔膜。盡管隨后還是拿了錢“入會”，但父子倆再未謀面。

　　職業解救人

　　因為怕被曾經的下線報復，退出傳銷組織后的葉飄零只能帶著郁悶的心情到處閑逛和釣魚，這種無所事事的生活一直持續到2006年6月。

　　“做反傳銷是一次偶然事件。”葉飄零告訴記者，“我在網上認識一個小姑娘，她的男友被騙入傳銷，便開始幫她解救。”

　　這次解救的成功讓他開始關注網上更多的傳銷受害者。與此同時，在全國愈演愈烈的傳銷形勢也引起官方的再度重視，2006年8月31日，國務院頒發《全國打擊傳銷專項行動方案》，提出要“在全國范圍內深入開展打擊傳銷專項行動”。同年11月，葉飄零在網上成立反傳銷組織，由受傳銷危害的網友自發組成。這個曾經傳銷業內無人不識的“大A”，很快成為職業反傳銷領域的領軍人物。

　　葉飄零說，他的反傳銷團隊成員，都曾有過傳銷經歷，并且“做到比較高的級別”，因為“沒有參與過傳銷的人無法了解到真實的傳銷內幕，感受不到那種特殊的生活方式”。

　　這個反傳銷團隊成立后不久，傳銷行業便開始南北合流。“梁榮洲遇到的，即屬于原北方傳銷帶有黑社會性質的‘軟監視、軟暴力’，利用技巧扣留新人手機，不準看電視、上網、看報，并打電話威脅家人直至匯款。”但葉飄零分析，這類“軟暴力”傳銷組織并非傳銷界的主流。

　　反傳銷界流傳著一本廣西人寫就的傳銷教材《兩年講師，我有資格解密傳銷》。書中寫道：在這個行業中，大部分人不會對新朋友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也絕對不會對新朋友胡編亂造、指鹿為馬。他們不會講一些改變個人世界觀和人生觀的事情，所講的都是他們眼中的事實和社會想象，有些人甚至會刻意強調“個人觀點，僅供參考”。大家共同引導新朋友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這些所謂的事實和現象，然后通過自己的思維去分析判斷這個行業的性質到底是不是國家支持的—把傳銷政治化為“暗中受國家扶持的高新產業”是長盛不衰的臺詞之一。

　　異地傳銷研究者易鐵認為，傳銷底層貌似公平的環境，對人的殺傷力太強大。而中國轉型時期其他不公平現象的摻雜和放大，使傳銷成為一個臨時性避風港，它從各方面都折射了大眾的心態。

　　“洗腦”的過程如此簡單，但大部分身處其中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所從事項目的性質，如同擊鼓傳花一般，他們把縹緲而又不切實際的暴富夢想傳遞下去，而接手的自然是關系最密切也最想與之分享“幸福”的親友。

　　要將這些“執迷不悟”的人解救出來并非易事，葉飄零說，擁有類似經歷的反傳銷團隊的操作方法主要是從親情感情方面來勸說，并揭穿傳銷的謊言。“技巧就是依靠辯論能力，還有判斷分析對方的心理。當傳銷人員提出一個問題來，我們在腦海中要想到幾個答案對應他的性格，并選用最好的一個答案來回復，把握好現場氣氛，控制住對方的情緒，這很關鍵。”

　　葉飄零第一次外出勸說，便在安徽蚌埠一次性解救勸說共有13人的一個家族。因為勸說成功率極高，業內人稱葉飄零為“勸說之神”。

　　2009年8月，葉飄零將反傳銷團隊總部由浙江遷往湖北武漢，而專門設置的解救部也增至6人—這是葉飄零反傳銷團隊的精英部分，全職工作，而要成為其中一分子，還得經過層層篩選。

　　在反傳銷團隊里，每次任務出動都需要先經內部討論。“大家一起分析，討論需要勸說的這人做了多長時間，什么級別，性格怎么樣等等。”解救部成員霄云說道。

　　這類分析需要每個成員參與，討論的內容往往涉及很多細節—盡管每個地方的傳銷本質都一樣，但都有一些不同點，有時甚至連該傳銷組織里的“成功人士”的言論及其作息時間都要一一分析到，再根據該任務的內容和性質派遣合適的勸說人員。

　　作為較晚加入的成員，李自宏也經常接到外出勸說和解救的任務，這讓他得以接觸到形形色色的“頑固傳銷分子”。他曾聽一個50歲的大叔這么說：“我18歲外出打工，從來沒有在人群中多說話 ，大聲說話，而現在在行業里，我給上千人上課，底下很多大學生，他們會給我喝彩，感動得熱淚盈眶，就算賺不到錢，有了這些，我不后悔。”

　　“我覺得人真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李自宏有些疑惑地說道，“外界報道的傳銷分子無惡不作，極度自私和沒有良心—這些真的適用于所有人嗎？”

　　望不到頭的戰斗

　　外出勸說是目前反傳銷團隊的主要解救手段，其帶來的壓力，讓人身心疲憊。

　　“最忙時一個月都在外面。”霄云說道，“現在解救部很多人把火車當成了家，上去就睡著了。我幾次坐車回家都睡過了頭。”

　　但勸說的成效并非總是與解救人員的辛苦劃等號。葉飄零曾經失過手，一次他從石家莊連夜坐車到杭州，但最終還是未能勸回一個被男友騙入傳銷組織的女生，并間接導致她與其姐從此不再相見。這令他無比沮喪，甚至一度選擇退出反傳銷。

　　霄云說，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事實上，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有反傳銷失敗的例子。一旦失敗，便要難受好幾天。

　　據葉飄零介紹，最初反傳銷行動都是公益的，異地解救受害人時甚至連路費都不收。之后，由于來自社會和個人的贊助無法繼續支撐龐大的開支，他們便開始向求助者收取一定的費用，但反傳銷成員仍然沒有固定的收入，靠著將他人解救出來的榮譽感帶來的動力和責任感，支撐著工作。而他們面對的，是無處不在的精神壓力和威脅。

　　所有反傳銷成員都能感受到那股與日俱增的壓力。李自宏說，幾乎每天都有被打擊的傳銷組織人員叫囂著要找他們“復仇”，而另一方面，每天在網絡和電話中接到的求助信息至少有幾十起，多則上百起。在經濟和精神的雙重壓力之下，幾年間很多反傳銷人員加入了又相繼退出。

　　在李自宏看來，供求嚴重不平衡是最大的問題：“一年就365天，就算三天救一人一年最多也是一百多人，相比之下等著人們去解救的人就太多了。”據他估計，中國目前約有1000萬人從事非法傳銷，而職業反傳銷人不足30名。

　　更令他們有孤掌難鳴之感的，很大層面上還在于與官方溝通的困難。葉飄零說，因為種種原因，地方政府基本沒有給予反傳銷組織以支持，甚至有時舉報了，公安與工商部門也無回應。他認為國家打擊傳銷的力度正在加強，無奈的是一些地方有關部門卻不愿把更多精力放到這一塊，這間接導致國內傳銷形勢愈演愈烈，無法剎住。

　　“不瞞你，我們也幫助很多工商人員勸說他們的親友。”這也是反傳銷志愿者小明所知道的，反傳銷組織與“官方”的唯一交流渠道。

　　他們就如同獨自面對巨大風車的堂吉訶德一般，投身在這項似乎永遠也望不到頭的斗爭中，除了自己幾乎再也沒有得到更多支持。小明和霄云的父母至今仍以為兒子就在以前的公司上班。這樣瞞住家里進行反傳的人不在少數，不僅是因為反傳銷本身的危險性和不穩定性，更有人認為這是“不務正業”。這種近似與外界隔離的孤島心態也讓反傳銷團隊內部人員更容易在內心深處團結在一起，盡管不斷有人進進出出，但整個團隊少有爭吵，保持著難得的穩定。

　　葉飄零更喜歡用帶著江湖味道的說法來形容自己的團隊：像俠客一般，獨來獨往，仗義救人。然而這個 “俠客”又在精神上處于極度的孤獨，因為在傳銷界以“大A”身份轉為職業反傳銷人，有且只有他一個。

　　“一直到現在我都很怕。”他告訴記者，“怕以前的下線來報復我，怕鄉親們來找我算賬。你把別人騙的傾家蕩產，妻離子散，別人會放過你嗎？”

　　與后輩們時刻能在反傳銷中保持好奇心和興趣不同，跟傳銷打了七年交道的葉飄零感覺疲憊，曾多次把接聽求助者的電話當做自己“最后一個”，因為“傳銷與反傳銷讓我失去得太多太多”。他也會因為電話另一頭求助者提出的無理要求而動氣，卻往往在掛掉電話后才懊惱自己對待他們不夠客氣。葉飄零不知道自己從什么時候起上網時就不再打開聊天軟件，因為不想看到求助者留下的信息。而一手創辦的反傳銷網，他甚至打開還不到十次。

　　“我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朋友，也沒人能懂我說的話。說實話，我極度討厭這些—不管是傳銷還是反傳銷。”葉飄零認為這是一種傳銷病，三年嗜血生涯的后遺癥將糾纏他一輩子，付出的是喪失一切感情的代價。

　　“如果非要問是什么還支撐著我繼續反傳銷，也就是信念了。”事實上，他也不清楚，為什么這個“信念”就是不離身。

　　路在何方

　　葉飄零認為反傳銷就像“商品需求”一樣：打擊偷盜是公安部門主管，可以有效打擊；而傳銷不同于別的違法犯罪行為，打擊之后公安工商卻沒有能力做“反洗腦”工作。傳銷人員當中受害人多數是低級別人員，行政部門又不能抓捕，教育勸說又不夠專業，致使傳銷人員受害家屬往往求助于民間的反傳銷人員進行勸說工作。

　　“反傳銷是特定職業。”他說，“任何一種事物存在都有必然性，有做傳銷的即有反傳銷的。”

　　據葉飄零所知，除了他的這一團隊外，中國民間還有另外兩個反傳銷組織，其負責人都曾在葉飄零最早設立的浙江反傳銷工作室中工作或學習、考察過。葉飄零曾試圖將自己創辦的“中國反傳銷聯盟”合法化，但最后因資金和其他問題而無法如愿。在中國，要讓一個民間組織合法化存在，并不能僅僅依靠其公益的性質。

　　在“局外人”王亞看來，目前的職業反傳銷仍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果只是進行勸說解救，那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做法。

　　“反傳銷，不僅僅是很‘膚淺’地說反對傳銷和去勸說被困人員，那只是善后工作。”王亞認為反傳銷需要真正的職業化，這種“職業”是有法律保障的，“我想，將來也許會演變成一種特殊職業。”

　　盡管對目前中國的反傳銷操作模式頗有微詞，但王亞一直在設法加入葉飄零的反傳銷團隊。這個大二時因傳銷而退學、而后又因父親去世的沖擊而退出傳銷的年輕人試圖把“寶”押在這里，因為據他判斷，將來反傳銷可能會是一個“享受國家保障和國家扶持的機構”。

　　反傳銷團隊的現有成員對此并不樂觀，葉飄零和霄云說：“落實的難度很大。”

　　但像王亞這樣年輕又具有活力的后來人，正在慢慢成為反傳銷事業的接班人。而無論是葉飄零還是其他人員，當支撐著的理想過后，誰都清楚沒辦法一輩子從事這項職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