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是指組織、領導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傳銷活動的行為。

　　司法實踐中，行為人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過程中，可能出現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與其他犯罪的關聯，這就存在著如何適用刑法規定進行定罪處罰的問題。筆者認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不應作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置于“擾亂市場秩序罪”之中。

　　首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侵犯的同類客體不是市場秩序。其次，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侵犯的同類客體也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再次，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也不應作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與合同詐騙罪規定在一起。

　　根據《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用欺詐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該罪侵犯的客體是市場交易秩序和財物所有權。行為人利用合同行騙的方式包括：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履行合同；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盡管在“騙取財物”這一點上與合同詐騙罪有相同之處，但其侵犯的主要客體、行為方式和社會危害性與合同詐騙罪均有不同。因此，《刑法修正案（七）》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與合同詐騙罪規定在一起，排列在合同詐騙罪之后，是違背刑法分則罪名體系的排列規則的，影響刑法分則罪名體系的內在協調，同時也不便于根據罪責刑相適應原則配置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法定刑。因此，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不應作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予以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