擾亂秩序、侵吞私人財產、危害社會穩定、破壞誠信體系，近年來，傳銷如同一個個毒瘤，不斷毒害著社會各個群體，侵蝕著中國經濟脊髓，使很多受害者深陷泥淖不能自拔，不少家庭深受其害。傳銷，真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嗎？

　　抬頭之勢

　　2007年，我市成立市工商系統打擊傳銷領導小組，實行抓早抓小，露頭就打的方針，全市搗毀傳銷窩點 181個，教育、解救、遣散傳銷人員 3900余人，抓獲 A級頭目 3人。

　　2008年，我市抽調專人組成打傳辦，撥出專項經費，多方配合，多管齊下，全市搗毀傳銷窩點 476個，抓獲傳銷頭目、骨干分子 62人，教育、遣散傳銷人員 2695人。

　　2009年 1月至 6月，全市共開展了 9次打擊傳銷專項行動。全市搗毀傳銷窩點 386個，交公安部門處理 58人 ,教育遣散傳銷人員 1932人。

　　從一年 187個到486個再到半年 386個，不斷遞增的數字說明我市對傳銷活動一直采取高壓態勢，但傳銷活動卻禁而不止且呈時有抬頭之勢的現實。傳銷組織為何盯上了宜春？

　　“1998年，我國全面禁止傳銷活動，亦引發了新一輪洗牌格局。傳銷版圖由東部沿海城市，向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及農村偏遠地區蔓延。交通便利，氣候宜居，物價較低，尤其是租房價格便宜，是吸引傳銷分子以宜春為據點之一的主要原因。”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局長姚愛萍告訴記者，“隨著政府打擊力度的加大，傳銷花樣不斷翻新，手段愈顯詭秘。”

　　目前，在我市活動的傳銷人員有 6000余人，宜春中心城區約 4000人。他們大多來自四川、湖南、貴州、湖北、廣西等省（區），三五成群的以“家庭”為單位，打著“天津天獅”、“國際貿易”、“香港宏順”、“美亞國際”等旗號進行“拉人頭”交“入門費”的欺詐活動。這些傳銷組織內部分工明確，大頭目（A級）遙控，（B級）小頭目跨城市組織活動，還有專人負責“培訓”、收費、資金運轉、網絡維持。“傳銷者把自己熟悉的人從全國各地以‘做生意’、‘找工作’或‘有高額回報’等為誘餌騙到宜春，然后以發展人員多少作為提取報酬的標準。在隱秘散布于宜春中心城區的同時，傳銷分子還有向我市豐城、樟樹及高安等縣市滲透之勢。”姚愛萍說。

　　根治之惑

　　每年，我市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打擊傳銷活動。“但如同趕蒼蠅一樣，傳銷人員趕走后飛一圈又回來了。”姚愛萍說，“多年來，傳銷難以根治是執法人員普遍面臨的困境，而取證難、處罰難則是查處傳銷的難中之難。”

　　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表決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七）增設了組織領導傳銷罪，明確規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無疑，這必將加大對傳銷分子的震懾力及打擊力。

　　但事實上，目前各地打擊傳銷都以工商、公安為主。對于涉嫌傳銷人員，工商部門不能采取強制性措施，被抓獲的傳銷人員大都處于傳銷金字塔的底層，幾乎一問三不知；公安部門雖有強制手段，但底層的傳銷人員也是受害者，傳銷的高層和下線都是單線聯系，也難以掌握關鍵證據。

　　“正是由于證據的難以獲取，我們查處的傳銷窩點不少，最后真正被定性為傳銷的案件微乎其微。加之，參與傳銷的底層人員大多來自外地，往往身無分文，行政處罰、經濟處罰對他們來說都沒有意義。這種情況下，對傳銷人員只能采取教育、遣散措施。然而一旦有機會，其中一些人員便會從頭再來、‘東山再起’。有些中毒較深的傳銷人員，掌握傳銷技巧后，甚至從‘母體’中分離出來另立山頭，并能總結經驗教訓，具有較強的反偵查能力。傳銷活動復制再生能力強，也是長期以來無法對其根本遏制的又一重要原因。”姚愛萍說。

　　回歸之途

　　傳銷之所以被稱為“經濟邪教”，不僅因為它是一種變異性很強的經濟違法犯罪行為，還因為它蠱惑人的能力非常強。人們都希望致富、快速致富。在社會轉型時期，這種期望更加強烈。姚愛萍說，傳銷主要侵害大中專學生、部隊轉業軍人、農村外出務工人員、下崗職工、待業青年、家庭婦女等社會群體，并且年齡向低齡和高齡兩極發展。在我市解救的傳銷人員中，最小的一名只有 12歲。這些“沉默的大多數”，生活拮據，就業壓力大，門路不多，傳銷組織便乘虛而入。

　　過著清教徒般的生活，宣揚所謂的集體榮譽感、團隊合作精神，鼓吹可以幾何級數增長的財富神話；裸露身體、控制人身自由，對反抗者以暴力相逼，在傳銷組織對參與者實行以精神為核心的多重控制之下，一些參與者便被迷惑。于是，為了夢想中的一夜暴富，他們從受騙者變成騙人者，把親朋好友拉下水，形成“滾雪球”式的惡性循環。

　　“由于被‘洗腦’，傳銷人員心理發生扭曲，有些還被黑惡勢力或別有用心的人控制。如果不采取措施讓參與者迷途知返，勢必給我們的社會造成更大的危害。”姚愛萍說，“在運用法律手段打擊傳銷的同時，加強防控必不可少。”

　　我市已制定了一系列舉措：一方面從加大社會綜合治理力度入手，充分調動部門、社區和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包括民政、房管、街辦及通訊等部門，各部門密切協作、各司其職；另一方面，強化對出租房屋的監管，鏟除傳銷滋生的溫床。下一步，工商部門將加大對打擊傳銷活動的宣傳工作，以開辟專欄、張貼標語等形式進社區、進高校、進農村廣泛宣傳，增強群眾自我保護意識。公安部門將通過嚴懲重罰一些大案要案，通過實際案例對傳銷人員進行“思想戒毒”，使他們真正明白：天上不會掉餡餅，勤勞致富才是真，從而使他們能更快更好地回歸社會。

　　傳銷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事件，摻雜了太多的社會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整治傳銷不會是一場畢其功于一役的行動。“但只要全社會共同努力，傳銷會有日漸減少直至絕跡的那一天。”姚愛萍說。

　　試試疏導也無妨

　　我國大力整治傳銷已有11個年頭。十余年的光景，傳銷總是打而不死，有些地區還淪為傳銷重災區。有人呼吁加大立法和打擊力度，有人呼吁建立打傳長效機制，還有人呼吁拿出非常手段來整治傳銷。傳銷治理何去何從？

　　我國治理傳銷的態度不可謂不堅決，對傳銷的高壓態勢未嘗稍減，為什么傳銷還是在我們眼皮底下四處生根？

　　應該說，目前傳銷的生存有其社會轉型時期特定的土壤。比如說一夜暴富的心理，比如說對金錢的追求壓倒親情，比如說社會的晉升通道還相對狹窄。從傳銷者的構成來看，那些被查獲者往往處于傳銷金字塔的底層，他們或是勞動技能單一，或是涉世不深的學生。過去，對一般傳銷人員我們一直采取的是說服教育和遣散的方式，對傳銷頭目則嚴厲打擊。但這種說服教育和遣散似乎并沒有起到很大的功效。其中一個原因是傳銷者加入傳銷組織后心理發生了一定扭曲，還有就是傳銷者原有的生活圈子已被破壞，他們很難回到從前。

　　所以，此種情況下，我們不妨試試另一些“疏”的辦法。即建立專門教育機構，幫助傳銷人員徹底從思想深處認識到傳銷的危害性。此外，還對他們生存的土壤進行疏通，比如對有過傳銷經歷的人不歧視、不仇恨，讓他們重新受到親情的接納，甚至可以為他們提供一些勞動技能上的援助，讓他們盡快從傳銷的泥潭中走出來。

　　是啊，傳銷已演變為“經濟邪教”，不嚴打不足以正視聽。但僅有堵是不夠的，試試疏導也不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