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12月1日的大限日漸逼近，也內大多數人的目光其實都聚焦在安利身上。晨訊傳媒集團總裁、資深直銷專家禹路分析，不少非轉型企業甚至放慢了牌照申請，他們都在等待安利如何轉型落地，要看政府折中的底線去到哪里，而安利的做法將會成為其他企業運作的標桿。

    全方位的公關

    從1998年以來安利對各方面堅持不懈的公關攻勢，可以看出安利一直沒有放松過對轉型和拿牌的努力。

    盡管這幾年政府已經在不斷規范直銷行業，但提起直銷，很多消費者仍會下意識地把其與“傳銷”聯系在一起。為了挽回社會公信力，安利把公關重點放在“公益投資”手段上——自1998年以來，安利在中國各種公益活動中，僅現金的捐助就分別達到了1.38億人民幣，這還不包括各種物資的捐助。

    而中國工商企業法律咨詢服務中心直銷法律辦公室專家組組長徐海清也曾在公開場合表示，在企業報備申請直銷牌照資料時，政府對公益捐助這一項看得很重。

    在借行使社會責任來塑造社會公信力的同時，安利對政府攻關更加不遺余力。據了解，安利從2002年就開始贊助一項名為“中國領導人發展項目”的培訓計劃。這個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清華大學、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合作開設的公共管理高級培訓課程，共計有五期培訓班，大學300名接受培訓的官員，被外界稱為針對中國官員的“最大規模的海外培訓計劃”，同時也是哈佛歷史上針對某一國政府官員進行的最大規模的培訓計劃。而安利在其間的角色就是負擔所有學員在哈佛大學的培訓及食宿費用。據安利（中國）董事長鄭李錦芬介紹，整個贊助費要100萬美金。

    安利的底牌

    在業內人士看來，除了滴水不漏的公關攻勢，安利還有另一張“底牌”。

    在國外，從事直銷的人員多半兼職，而在中國，很多人都是全職，甚至有人將其作為一項終生職業。

    全國有多少直銷人員，雖末統計，但肯定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安利對外公布的直銷人員有18萬人，但業內人士普偏相信安利僅是全職的直銷員起碼也有數十萬到上百萬。

    假如不給安利發牌，數十萬人突然失業的問題將如何解決，社會是否能馬上把黨中大部分人員的轉崗就業問題消化掉？

    如果說對過去非法傳銷的記憶之痛使政府在直銷開放和立法的價值選擇上傾向于秩序。那么今天左右政府在立法規范上的抉擇的，則是不容忽視的就業問題——假如一刀切地質倡導雅芳模式，大量直銷人員的轉崗安置問題極有可能引起大量社會問題。這是政府有關部門不得不慎重考慮的命題。

    此外，政府還得斟酌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稅收問題。在國家稅務總局、中國稅務雜志社發布的2005年度“中國納稅百強”排行榜上，安利以25.6億人民幣列第48位，同時列“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納稅百強排行榜”第7位，成為直銷行業唯一上榜企業。安利等幾大直銷巨頭對政府的納稅貢獻很大，而如果他們拿不到派，企業運營將會受到沖擊，稅收情況必然受到波及，這種“后遺癥”也是商務部不可忽視的。

    “多層次”直銷模式仍有爭議

    業內人士普偏相信，安利拿牌肯定是板上釘釘的事。但是，商務部偏偏不敢輕易下發這個“筆法五一”的牌。

    “關鍵問題在于安利得多層次直銷痕跡尚末根除。”王野表示。

    當記者向一位安利的中層詢問安利為何遲遲末獲牌時，該中層表示，安利的宗旨是要平衡過渡，不會向雅芳那樣，急于申牌，卻令自己陷入虧損的危機之中——這顯然有對競爭對手不憤而引發負面評價的因素在內。

    我們從雅芳與安利的銷售業績比較中也確實可以看出安利的顧慮。

    據公開數據顯示：安利進入中國之初，年銷售額僅為3.2億，而1999年已上升到了18.6億，2000年為24億，2001年64億，最瘋狂的2004年，安利（中國）銷售額為170億元——“店鋪+雇傭推銷員”模式，使其營業額增長了49倍，而安利在中古哦的銷售額占其全球銷售的德50%左右。

    與此相對的是，雅芳單層次直銷模式雖然得到商務部青睞，轉型以來業績卻一直呈現頹勢：2003年，雅芳在內地銷售額僅為24億元，到了2004年，銷售額更跌至不足20億元，足足下滑了16%。

    對雅芳還是按理來說，把商業模式從“多層次”轉為政策要起的“單層次”，最致命的一點并不僅是提高企業的運營成本，關鍵是經銷商團隊的轉型與分流。

    雖然9月份公布的《直銷管理條例》一明文顯示，轉型企業不需要照搬雅芳模式，開設零售專賣店，不再存在專賣店與直銷員可能產生利益沖突的顧慮。但是，“團隊計酬”被明令禁止，傭金制度的變動不可避免地刺痛了安利的中樞神經。

    根據《直銷管理條例》的規定，直銷人員的傭金不得超過其個人直接銷售收入的25%，特殊產品不得超過30%。

    這意味著，要達到《直銷管理條例》的要求，安利必須收縮現有傭金比例，這必然造成經銷商隊伍的動蕩。